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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力戒形式主義

時間:2019-2-27 17:05:00來源:旗幟網 作者::市直工委 點擊:79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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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濤

來源:旗幟網2019年02月22日10:35

片面地注重形式而忽視本質,把形式本身看成結果,是形式主義工作作風和思想方法的主要表現。形式主義不從實際出發,單從表面上、形式上去估量情況,只講一般原則、提空洞要求,卻不拿出正確、管用的辦法,嚴重背離了黨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成為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一大破壞因素。毛澤東十分厭惡形式主義,批評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東西。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就堅持從實際出發,與形式主義進行堅決斗爭。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偉大實踐。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個嶄新命題。當時,黨內一些同志甚至主要領導人沒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或某些書本上的現成結論出發。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毛澤東毫不動搖、旗幟鮮明地反對形式主義,反對不顧實際情況需要,只是一成不變地從形式上考慮問題,特別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指示。

1929年初,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時,黨內出現分歧并引發激烈爭論。最初爭論的熱點是紅四軍當時要不要設立軍委。堅持設立軍委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但在毛澤東看來,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因為紅四軍“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并沒有多數的‘軍’如中央之下有多數的省一樣。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的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故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對于某些人指責前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毛澤東認為,這“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不從需要上實際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并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

與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相對立的,便是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堅持從實際出發,重視調查研究。1929年12月初,為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結合紅四軍建軍兩年多來的革命斗爭實踐,徹底解決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提高全體官兵的馬列主義覺悟,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政治素質、軍事技術和作戰能力,紅四軍在新泉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政治軍事整訓,同時為隨后召開的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在黨史軍史上彪炳千秋的古田會議)做準備。在政治整訓中,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調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推動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的形成。毛澤東主要抓了兩個方面的調查研究:一是紅四軍黨員狀況,以及怎樣加強黨的建設問題;二是紅四軍自成立以來存在的問題,以及怎樣克服和糾正這些問題。為此,毛澤東深入群眾、深入官兵,從望云草室到農家住戶,從部隊營地到練兵場,多次主持召開地方干部群眾座談會,傾聽群眾疾苦,征詢對紅軍建設的意見;召開連隊士兵參加的調查會,真誠地請他們提意見、講問題,了解戰士們的思想生活狀況、官兵關系和對領導的意見及要求;召開各黨支部、縱隊黨代表聯席會議,鼓勵大家說出紅軍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及建議。時任第二縱隊第四支隊第十二大隊黨代表的賴傳珠曾回憶:毛澤東一面聽我們發言,一面還做記錄,并不時向我們提出一些問題:你們那里有多少人有這種思想?這是什么思想?這種思想應該怎樣糾正?……當時,我們的水平還很低,雖然知道這些思想不對,但卻不能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討論和分析。每當我們回答不出來的時候,毛澤東便耐心地進行分析、解釋,啟發大家認識這些錯誤產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指出克服辦法。

這種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收集第一手材料,在一線發現、分析和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開創了運用民主方法解決黨內思想路線問題的先河。通過十多天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毛澤東收集了大量鮮活的第一手資料,掌握了紅四軍內的基本思想和政治狀況,腦海里逐步形成了怎樣建設一支人民軍隊的藍圖輪廓,總結出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八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并深挖問題的本質,揭示產生問題的根源,提出糾正錯誤的方法。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燈下,毛澤東徹夜不眠,奮筆疾書,把這些內容全部寫進了那篇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從而明確了人民軍隊建軍的根本原則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線、政策與方法。這個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后來各地紅軍都先后照此做了,使整個紅軍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

半年后,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光輝著作中寫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并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調查如同“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毋庸置疑,毛澤東在新泉整訓期間開展的調查研究,正是對這一至理名言的有力注腳。

“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中國共產黨有了極大發展,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遺留下來的不正確的思想作風還在黨內嚴重存在。究竟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主觀主義地憑“想當然”或按照某些“本本”辦事,黨內還存在分歧。同時,大批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思想不穩定,也從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些不良思想作風蔓延。毛澤東認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分歧,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將來的新局面”。

為此,1941年3月,毛澤東決定出版主要由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作農村調查匯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并在序和跋中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突出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此后,毛澤東又先后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一場旨在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自1942年春天起逐步在全黨全軍展開。

文藝整風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延安文藝界暴露出許多問題。在延安的文藝界人士大多是小資產階級出身,抗戰全面爆發后有感于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胸懷和團結一切愛國志士抗日救國的真誠,從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城市奔赴延安。盡管他們滿懷救國熱情,但在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上還認識不清,對與工農兵結合思想準備不足,既不熟悉工農兵生活,又不懂工農兵的語言,演出的節目和創作的作品還是大城市的那一套,根本不接地氣,邊區的老百姓和八路軍工農干部都看不懂。毛澤東曾講過一個典型的例子:早幾年,在延安城墻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標語的意思并不壞,可是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人字呢?在右邊一筆加了三撇。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墻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對于這種主觀主義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毛澤東深惡痛絕,指出這“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創刊于1941年5月16日的延安《解放日報》,是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機關報。胡喬木說:“初期的《解放日報》,盡管在總的辦報宗旨和指導思想上接受黨中央的領導,然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這些錯誤的東西,還不時地表現出來。當時存在的問題具體表現為:在版面安排上,固守于‘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市(延安市)’的不成文規定,而不是根據黨和群眾的需要進行安排。”在很長一段時間,《解放日報》頭版頭條都是蘇聯戰場的戰報,讓人看著與蘇聯的《真理報》沒什么區別,而解放區自己的事情則被擺到次席。總編輯楊松按領導要求仿照《真理報》的形式,每天苦思冥想地寫一篇社論,結果寫了不到30篇就累倒了,以致英年早逝,成為形式主義害死人的一個典型事例。毛澤東下決心要把這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9月14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講的是陜甘寧邊區鄜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率領一支農民運輸隊到鹽池縣運鹽的經過。毛澤東親自在文章前面加了一個按語:“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改版后的《解放日報》突出宣傳抗日前線戰況和解放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大事。文風講究實際,語言生動活潑,真正變成一份反映人民生活的報紙,變成一份人民喜歡看的報紙。

為了徹底解決文藝界存在的錯綜復雜的種種問題,1942年春,毛澤東親自找許多文藝界的朋友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經過幾個月細致的調查研究,毛澤東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標志著新文學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文藝新時期的開始。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為了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廣大文藝工作者感到思想上豁然開朗,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紛紛打起背包,裹上綁腿,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斗爭實踐中創作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喜愛的優秀作品。其中最膾炙人口、影響深遠者,小說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戲劇如《白毛女》《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歌曲如《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等。這些作品普遍、大量地運用工農群眾的語言,加上努力向民間文藝學習,注重借鑒傳統文藝的表現方法,創造了一種新穎的民族新風格,推進了新文學的民族化進展,使之更為廣大群眾接受。

看到文藝界的進步,毛澤東十分高興。1944年7月1日凌晨,毛澤東讀了丁玲寫的《田保霖》和歐陽山寫的《活在新社會里》,從中深深感到了革命文藝作家新的創作作風,專門寫信給予肯定和鼓勵:“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

(來源:《旗幟》雜志2019年第2期;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解放軍黨史軍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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